中国女CEO分享：我如何变身美国大学校董

　　洪晃，中国互动媒体集团的CEO,《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版人。

　　两年前的10月，Geraldine Layborne 介绍我加入了我的大学母校的董事会。我在Vassar 的时候是个奖学金学生，学费免了一部分，借了一部分，再勤工俭学一部分。因此，我对母校是很感激的，不过我也一直觉得我是这个有钱人的大学里的穷学生，尽管没有被歧视，但也没全部融入，所以自1984年出了校门，居然28年没有回去过。

　　第一次校董会之前，我在北京和《纽约客》杂志的主编David Remnick 吃午饭。

　　“你常来纽约吗？”他问。“原来不，从今年开始要一年去三次。因为当了母校的校董。” 我说。他并不感兴趣我是哪个学校的校董，只是轻蔑地说：“哦，校董啊。校董有两种，一种是开会的，一种是不用开会的。”“怎么讲？”我问。“捐钱到位了，就不用飞那么老远开会去了。”

　　这是我当校董之后被上的第一课。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的现实、纽约人的直率。

　　第一次校董会的确让我感觉募捐是学校的重大任务，Vassar 是1861年建立的，2012年是150年校庆，董事会的目标是募捐 150个“million”给学校送礼。2012年10月的董事会基本上是一个庆功会——150个million 的任务完成了。

　　我顿时压力倍增，我不是亿万富翁，就是慷慨解囊也没几个银两，而Vassar 又不是哈佛这个级别的名校，一个曾经以艺术史和英文系著名的文理学院，不会轻易得到中国土豪的青睐。如果当董事的任务就是捐钱，难道母校是指望我去中国土豪中化缘？想起这活儿就觉得腰弯了。也没什么信心。

　　“美国大学怎么老要募捐啊？”我问一个中国银行家，他因为女儿要考Vassar 来找我咨询。银行家由于帮助美国几所文理学院管理学校基金，所以对美国私立学校制度非常了解。他告诉我，美国所有私立大学都是非营利组织，学校的开支主要靠几个来源，一个是学校基金会本金通过投资所产生的金融回报，二是申请政府的各种补贴和赞助，三就是董事会和校友会的捐赠。而三项里面，捐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难道学生的学费不够吗？”我问。“学生的学费不能覆盖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付出的成本。” 他说。一般美国最好的学校都要给每个学生贴钱，就是全额交学费，学校也是亏的。至于为什么是这样，他也说不好。但是他跟我解释道，美国私立学校的校友会是非常厉害的，需要让毕业生对学校一直有一种归属感，因为在毕业生中募捐是美国私立学校的传统。

　　银行家是管基金的，我顺便问了一下怎么在中国土豪中化缘，他说挺难的，因为中国土豪有点像金鱼，对赚钱是没够的，跟金鱼吃鱼食一样，没有温饱的感觉，只要喂，就吃，一直到被撑死。所以如果满足都很难有感觉，不求回报的给予就更加遥远吧。

　　我带着包袱和疑问又去参加校董会，的确，银行家是对的，就是全额学费也不能支付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成本。而何况美国最好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是“Need Blind”。Need Blind 的最好翻译是“无视学生经济能力”—也就是说，招生办在录取的时候不能看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完全根据学生的分数、作文和面试为录取根据。一旦被录取，学校承担义务向被录取而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提供各种帮助。

　　据说常青藤大学都是这样的，像Vassar这种小文理学院也有不少实行这种政策。当然这种招生方式很多时候只是针对美国本土的学生，而并非国际学生。从这点来看，潘石屹和张欣对哈佛的捐赠的确能够帮助到申请哈佛的中国学生。

　　在我眼里，Vassar 能给中国创意产业带来的东西很多，对西方艺术和审美的解读，对视觉艺术的掌握和应用，特别是电影和视频，内容创作的分析和手段等等课程都是我在那里就学时候受益匪浅的课目。互联网时代，我怎么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体验到这个小小文理学院的传统优势，也许是说动中国土豪金山的第一步？